“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
“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为更好的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清明期间,诗画安陆推出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讲工作组精心编辑的我市9位英烈的故事,期望广大党员干部能从字里行间走进革命年代,感受英雄情怀,增强党性、升华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初心使命,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为安陆“两地一城”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战京安坚守鄂中前哨 转南远掩护主力北进
——记吴天成烈士
吴天成(1920—1947)
湖北安陆巡店人
吴天成在汤池临时学校读过的书籍
1920年,考入董必武、陈潭秋创办的湖北省私立武汉中学,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熏陶,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罗山县工委委员、县委组织部长,中共信罗边区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书记等职;1942年秋,调安(陆)应(山)县委工作,担任县委政权部长、副县长兼县政府党组织书记、县长等职。李雨膏长期担任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在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路线、筹积物资支援前线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1946年,率安应县1000余名军政人员参加了中原突围,途中病重,组织上安排他在当地老百姓家隐蔽养病,被反动保长告密,被捕牺牲。
出身贫寒农民家庭,上过几年私塾,十来岁就随父亲肩挑背扛当一名小贩。1938年春,经地下党员曹冰清介绍,到“汤池临时学校”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由汤池结业,奉派回县,到共产党员肖松年主持的“安陆合作事业办事处”任指导员。借发放农贷,深入农村,宣传抗日。并受肖松年委托回到巡店协助陈琳川举办“合作人员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他还组建了青龙潭地区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龙窝支部。1939年8月,担任安(陆)随(县)工委委员。1940年春,中共京(山)安(陆)县委建立后,任京安抗日游击大队副大队长。1941年,担任京(山)安(陆)县委委员兼抗日游击大队长。1942年,担任县委副书记兼大队长。1945年,担任县委书记兼武装指挥部政委。1946年夏,担任京安应中心县委副书记兼京安随县委书记和游击总队长,掩护主力北上。不久转战南(漳)远(安),原县委奉令改为中共南远县委,任县委书记兼南远县行政委员会主席,同时受任江汉中心县委副书记。1947年2月24日傍晚,吴天成率18人重返京安,在钟祥靠小渔划子抢渡襄河时,因风急浪大,超载过重,小船翻沉,与其他14人牺牲。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犯中国,继东北之后,华北、华东大片国土相继沦入敌手;中原地区也危在旦夕,整个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此时,吴天成更是愁思百绪,不知如何排解。
1938年,新的希望在这年的春天开始蕴育。肖松年来到安陆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和有关方针政策,发动抗日救亡工作。18岁的吴天成受到了深刻的启发,他立志跟着共产党走,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不久,经地下党员曹冰清介绍,吴天成同其他一些进步青年被派到汤池训练班培训学习。
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其孰能御之。这句话应怎样理解?入学第一天,班主任民主人士李范一先生主持了口试。有人回答:“要得天下,就得要杀。”有人回答:“杀得别人畏惧害怕,民众自然就会归附”。吴天成回答说:“要想真正统一天下,当然不是光靠砍、杀,而是得靠民心,只有这样,才没有人能敌得过他”。李范一手捋了一下长长的胡须,颌首微笑。吴天成深远的眼光和广阔的胸怀深得李先生赏识。入学后,吴天成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游击战争》以及有关农村工作、群众工作等理论与专业知识,从此,思想认识不断提高,视野日益开阔。在汤池,他很快就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8年12月,吴天成到白兆山东麓青龙潭地区开辟工作,他在那里访贫问苦,宣传抗日。
一天,吴天成来到杨忠顺家,边帮他烧开水,边关心地向:“忠顺,近来生活怎么样呀?”“上半年感谢你们给我贷了一笔款,买了点石灰,用划子运到云梦去卖,来来回回,赚了几个钱,日子总算撑过去了。”唉!杨忠顺长长地叹了口气。
“怎么了?要不下半年再给你贷点款。”吴天成关切地问道。
“如今日本人占领了县城,这卖苦力的石灰生意更不好做了。”杨忠顺沮丧地应着。
“是啊,穷人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日本鬼子来了,穷人更是雪上加霜了。”吴天成安慰道,“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改变贫穷的命运?”
“那里有什么办法改变,怪就怪自己的八字命运不好,该受一世的穷。”杨忠顺无可奈何地说。
“怎么是八字命运不好,你说说看!”吴天成反问道。
“我父亲从小就给有钱人帮工,后来被土匪活活烧死。姐姐妹妹给人家当童养媳,二弟过继给人家做儿子,三弟在贫病交加中过早死去,母亲给有钱人家当佣人,我稍大一点便在码头上挑脚,在河上驾船,可仍然是吃不饱穿不暖。吴先生,你说这不是八字命运不好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杨忠顺越说越悲愤。
“不,这不是‘八字命运不好’,这是阶级的压迫,民族敌人的压迫造成的。”
“什么叫‘阶级’,什么叫‘民族敌人’?”杨忠顺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想想看,忠顺。不织布的人穿绫罗绸缎,织布的人穿破衣烂衫;不种田的人吃鱼吃肉,种田的人吃糠咽菜;不做屋的人住楼房,做屋的人住茅屋。这是什么道理,是因为八字命运吗?不是的,是因为富人剥削穷人而造成的,这就是阶级和阶级压迫。只有推翻阶级压迫,穷人才能翻身过好日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奴役中华民族,穷人的日子更艰难,这就是民族敌人的压迫。只有将日寇赶出中国,我们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那该怎么办?”杨忠顺迫不及待地问。
“你听说过红军吧?”吴天成又问。
“听说过,听说过,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
“对,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那我也要参加这样的队伍。”杨忠顺显得很兴奋。
“怎么不能呢!新四军不久就要来了。现在还得串联发动一帮可靠的穷朋友,再搞一些枪枝,等新四军一来,我们就可以大干一场了。”吴天成坚定地说。
过了几天,吴天成又来到杨忠顺家。
“吴先生,这几天我私下串通了杨忠信、杨忠才、杨忠海、陈天才等一帮挑脚的、打鱼的、驾船的、种田的穷弟兄,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下一步,我们怎么搞?”
“周家三老爷正在烟墩店搞枪扩队伍,你们可以乘机进去,适当的时候搞几支枪回来。”按照吴天成的计谋,杨忠顺几个人真的搞回了6支长枪。
“做得好,还要用各种办法搞枪,建立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武装,腰杆子才硬得起来,才能更好地闹革命。”吴天成鼓励着杨忠顺。
“那我们再想办法搞几支枪,让我们这帮穷哥们的腰杆子再硬些,叫那些富人不敢欺负我们,叫日本鬼子不敢来惹我们。”
“光有枪杆子还不行,靠哥们义气更不行,枪杆子要由党指挥才行!”吴天成耐心地对杨忠顺说。
“党在那里?”
“党就在你身边。”吴天成微微一笑。
“你就是党?”
“我不是党,我只不过是党的一个普通党员。”
“我也可以当党的一个普通党员吗?”杨忠顺小心地问。
“可以。但要接受党对你的考验。”
过了些时候,吴天成告诉杨忠顺:“经上级党组织研究,批准你加人中国共产党。”
“感谢党,感谢吴先生的培养。”杨忠顺显得很激动。
“是的,应该感谢党,但不能说感谢我,是党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的革命事业才刚刚起步,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是,吴先生!”
“以后不要再叫吴先生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了,是同志了。”吴天成又说,“光你一个人入党还不够,还要壮大党的队伍,要发现和培养坚定分子加入党组织。”
又过了些时候,吴天成召集了杨忠顺、杨忠信、杨忠才、杨忠海在杨忠顺召开了秘密会议。
吴天成庄严宣布:“经党组织决定,从今天起,杨忠信、杨忠才、杨忠海你们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青龙谭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龙窝支部也正式成立!”
吴天成他们的手紧紧地攥在了一起。
1941年,国民党再次制造反共摩擦,大洪山顽军纷纷压向京安地区,地方土匪武装头目晏永宽、雷若镜、谢指良之流乘机兴风作浪,到处抢粮派款,拉夫抓丁,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他们还和日本特务沆瀣一气,捕杀县区党政干部。一时间,京安地区处于血雨腥风之中。
年末,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来到京安,并带来新的指示:“京安能否坚持,不单是京安本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鄂中、天汉以及整个边区的问题”。
1942年春节过后的一个夜晚,京安县委宿营在白兆山南麓的岗坡上,大家席地而坐,只有哨兵攀立在树梢上。春寒料峭,大家冻得上下牙齿直打架。“如何坚守京安这块根据地?怎样坚守?”县委书记胡山召开了军事民主会。
“我们尽可能地同敌人兜圈子。”有人建议。
“干脆到云梦去,云梦有块地方人烟稀少,敌人不常去,比较安全。”又有人提议。
“兜圈子只宜作为战术原则而灵活运用,关键是要严密控制巡店日伪据点。有了枪杆子还必须有个家,必须建立起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以便背靠一面,免遭敌人合击。”己担任县委委员兼游击大队长的吴天成敏锐地意识到兜圈子的弊端。“到云梦去,我们是安全了,但京安人民怎么办,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京安根据地怎么办?到我们巡店附近的夹河洲去,大家看怎么样?”吴天成建议。
夹河洲是内府河和外府河之间因流沙长期堆积而成的一块枣核形陆地,东西相距三四华里,南北长约十华里。东面的胡家棚和义堂镇,南面的胡金店,北面安陆城,全有日寇的据点,离巡店镇日寇据点更近。一听吴天成建议在既无高山密林可掩,又无湖泊芦苇可藏,且四面临敌的夹河洲安家时,不少人急忙地摇头:“不行,不行,这不是朝敌人的枪口上撞”。
“同志们不要急!”吴天成冷静地望着县委书记胡山。
“这个想法很有胆魄。吴队长,你说说看,我们县委到夹河洲安家有哪些有利条件?”胡山摆了摆手,让同志们安静下来。
那里群众绝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具有革命倾向;巡店人民又大都受过大革命洗礼,加以镇上不少人都在革命阵营,坏人不敢为所欲为。这是其一。
其二,虽然我们离巡店近,但那里只有日寇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去年,我们组织县区武装200余人夜袭巡店,惩办了伪区长胡农强及其帮凶帅干伯、陈泽会,现任伪区长李思白害怕落得他们的下场,不敢死心塌地充当日寇的鹰犬。我们去后再给他施加点点压力,他就更不敢妄动。日寇失去耳目,就不成了聋子瞎子。
还有第三,巡店镇驻有日军,国民党顽军不敢与日军遭遇,自然也不敢靠近巡店镇与我们摩擦。这样,日小队和伪中队倒成了我们防止顽军偷袭的看门狗。
吴天成一条条地分析。
“有道理,有道理。”几位县委成员皱着的眉头慢慢地舒展起来。
“好,我们就到夹河洲看看去!”胡山果断地说。
烟花三月的一天,吴天成与胡山来到夹河洲,找正在这里开辟工作的巡检司区委书记吴斌。吴天成摘了一片麦叶,“唧唧唧”口哨吹得似鸟叫,正在田里帮农民栽插早稻的吴斌听到后,马上“布谷,布谷”地用口哨作了回应。寻声望去,吴斌一手秧,满身泥,旁边的一个小孩走上田埂,牵着牛放哨去了。
吴斌向胡山、吴天成使了个眼色,径直向树脚下一个圆锥形草棚子走去。那是农民晚上看守秧田、菜籽用的棚子,他们3人先后钻了进去。
胡山刚想开口,吴天成向胡山眨眨眼,抢先道:“现在,敌伪顽大兵压境,我们成了‘夜猫子’部队,白天黑夜,躲躲藏藏,县委县政府连安安静静开半天会也做不到,你说怎么办?”
胡山知道是吴天成想考考他这位儿时的伙伴,也就默不作声,只是望着吴斌。吴斌用手搔着头,闷了一会反问道:“你们县委是什么意见?”
“怎么办,只有到云梦去住‘租界’。” 吴天成装成束手无策的样子。
“我不同意!”吴斌急了,“那不是把京安放弃了。京安人民怎么办?我们走了,敌伪顽会报复他们的。”
“话虽这么说,但现在的问题是没处落脚呀!”吴天成摊摊手,表示无可奈何。
“把机关带到我们这里来。”吴斌望着胡山。
“到这里来,会不会成为瓮中之鳖?”胡山没有正面回答。
“危险哪!”吴天成又插了一句。
“眼晴往往看不到鼻子尖,也似灯下黑,最危险的地方也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吴斌又接着说道,“到这里来,还有3个有利条件……”
随着吴斌一是……,二是……,吴天成有点“得意洋洋”望着胡山,笑得有点合不拢嘴。原来,吴斌所说的3个有利条件也就是吴天成分析的。
胡山也禁不住笑了起来。
“县委也是这样决定的,你们是在考我。”吴斌这时才恍然大悟。
1943年1月30日(腊月廿五),一个头戴皮帽,身着蓝色长袍,一条灰色的长围巾几乎遮住了半边脸的人,赶着23头羊子来到巡店镇。此人就是到老河口受过专门训练的敌伪特务陈寿君。他是本地人,又曾担任过同兴乡伪联保主任,怕在路上露出马脚,就伪装成羊贩子。再狡猾的敌人也逃不过己被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
陈寿君前脚刚到巡店,早就有群众将消息送到了县委。
“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干脆杀他过年,怎么样?”吴天成乐哈哈地说。
“送上门来的厚礼,岂有不收之理。”胡山兴奋地搓着手,“吴队长,你好好地谋划一下,确保一刀成功。”
腊月廿七日,吴天成说:“我们就把这次行动定为‘杀猪宰羊’。”
胡山赞许地点点头:“说说你的计划。”
这两天,我己摸清了那只“猪”的活动规律,每天早晨他必到街中心的一家餐馆过早,然后再到曾同日本鬼子混过一阵的一个女人那里调情。我们就在早晨杀掉他,那个时候街上人多,有利于我们“厨师”安全撤退。而且就在他的伪区政府“猪窝”里下刀,敌人绝不会想到我们敢“虎口拔牙”, 这叫出其不意。
“真不愧为有胆有识、精明强干的指挥员。安家夹河洲、高庙山伏击战、惩处帅干伯、挤走谢指良……每次考虑作战方案,总是那样周密完整。我们京安能在日伪顽的夹缝中不断壮大,坚如磐石,成为鄂中的前哨和坚强屏障,靠的是有人民群众的指挥,靠的是有吴天成这些胆识兼具的指挥员。”胡山一时思绪万千。
“胡书记,这个方案可行吗?”吴天成见胡山一时无语,赶紧问道。
“哦,刚才想到了其他一点事。这个方案不错,就这样办。”胡山收回了思绪,“‘厨师’选好了吗?”
“小吴,进来。”吴天成大声喊到。
到!一个十八九岁、五大三粗的小伙子应声跑进来。小伙子叫吴正柱。胡山问道:“你敢杀猪吗?”
“报告首长,我在家杀过,要是杀猪加餐的话,只要还有一个人逮住尾巴就行了,保证完成任务。”
吴天成一本正经地说:“这回要考考你的本事,你一个人杀一头。”
吴正柱没想到是吴天成跟他开玩笑,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吴队长,杀一头猪最起码得有两个人,要我一个人……”
胡山见吴正柱急了,忙说:“小吴,队长开玩笑的,这回不是要你去杀四条腿的猪,是让你到巡店街上杀两条腿的‘猪’。”
吴正柱一听,不禁高兴地跳了起来:“首长,是杀那一个该死的‘猪’。”
“杀陈寿君,你认识他吗?”吴天成问道。
吴正柱是巡店镇附近吴家河人,对在巡店街上横冲直撞、鱼肉百姓的陈寿君早己恨之入骨。而今要杀这个特务汉奸,吴正柱响亮地回答:“大队长,我保证不会杀错。”
吴天成又单独地给吴正柱交待了一番。
腊月二十八日清晨,卖土特产的、购年货的、耍杂的、闲逛看热闹的早己把巡店挤满的。谁也没注意,伪区政府门口蹲着一个头戴旧毡帽、身穿旧棉短袄的人,他就是吴正柱。按照吴天成的方案,吴正柱早早就来到这里,只等陈寿君一出来,就给他“过一刀”。
这时,只听得“吱吱”一声,陈寿君要紧不慢地迈着八字步踱了出来。吴正柱一个箭步,从短袄里拔出短刀刺陈寿君的颈部。
“救命啦,快救命啦!”陈寿君双手将刀勒住,拼命地挣扎着嚎叫。
吴正柱又一脚踢向陈寿君的裤裆,陈“哎哟”一声倒在地上,吴正柱顺势一脚踩在这狗特务身上,对准他的喉咙就是一刀。
听到陈寿君“救命”声的伪保安战战兢兢地跑出来,胡乱地朝天上乱放了一通枪,向他们的“主子”报讯。待松山小队长钻出碉堡,吴正柱及接应掩护的队员早乘纷乱之际撤离了。
第二天腊月廿九日,吴天成修书一封送给伪区长李思白,再次实行“打拉结合”战术。
“死心塌地当汉奸、当特务,陈寿君今天的下场就是你的明天!”伪区长李思白接到吴天成的信,吓得面如土灰,双腿打颤,像筛糠似的。大着胆再往下看,李思白才慢慢地喘上气来:“只要对日本人虚与委蛇,随时给我们通风报信,我们既往不咎,绝对保证你及你家人的安全……”
为了保全自己的小命,李思白答应了吴天成派廖光国进伪区政府当情报员的要求。当天下午杀了23头羊,瞒着日本人送给了游击队。
巡店镇上的居民一时争相传唱:
吴队长,有计谋,“虎穴狼窝”除特务;
新四军,有板眼,“杀猪宰羊”威名传。
到1945年,吴天成担任县委书记兼武装指挥部政委时,京安的基本区已由两年前被迫压缩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五个行政区,县指挥部武装力量发展成五个连队,400余人枪,成为鄂中前哨的坚强堡垒。还先后向新四军第五师输送近3000名子弟兵。
1946年夏,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原部队开始突围。担任京安应中心县委副书记兼京安随县委书记和游击总队长的吴天成在完成过境主力的掩护任务后,带领机关、部队离开县委驻地,东至安陆巡店,西至京山平坝,南至应城罗店,北至随县洛阳店,在方圆数百余里地区迂回游击。为了确保中原部队留守人员和家属的安全,吴天成带领游击队一面惩办民愤最大的顽乡保人员,清除地方后患;一面寻机主动伏击敌人,先后在安陆棠棣树、望河店、京山槐树店、丁家冲等地同国民党正规军进行多次战斗,使敌人顾此失彼,陷入被动。
1946年8月初,上级指示吴天成转移到南漳、远安地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配合鄂西北军区作战,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吴天成在丁家冲将游击队和随南的部分队伍共400余人整编为四个武装连和一个干部队,突围转战南远。路过京山天王寺山时,遭到敌人伏击。吴天成果断地指挥一连反击,掩护大队前进。当时正值热天,许多人都身着白褂。为了隐蔽目标,吴天成率先脱掉上衣,打起赤膊猛冲。经过一天艰苦激战,终于摆脱敌人。10日黄昏,吴天成率部到达京山、钟祥交界九里冲,与京钟的一个区中队汇合,决定抢渡襄河。吴天成决定部队从敌人防守最薄弱的孙家台渡河。为保证渡河成功,吴天成派出两个连佯装向另一方向突围,引开追击之敌。11日,负责诱敌的两个连顺利返回九里冲。天刚抹黑,吴天成带领手枪队和一个加强排作为前哨急行两个多小时达到河边,隐蔽在芦苇丛中待命。12日拂晓,手枪队的文开发等找来了七条大木船,部队分两批渡过襄河。部队过河到达陈旺集正准备休整,哨兵发现一股稀稀拉拉的敌人向陈旺集方向蠕动而来。吴天成指挥吴树珍用一个连的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钟祥县保安队这股敌人,仅一刻工夫,就解决了战斗,计打死打伤敌人20多名,生俘17名,缴获机枪一挺,步枪13支。
在南漳重阳坪,吴天成与江汉支队会合,原县委奉令改为南远县委,吴天成任县委书记兼南远县行政委员会主席,同时受任江汉中心县委副书记。在大力宣传党的和平、民主政策,争取顽巡检乡乡长王方柏起义的同时,吴天成又积极运用以智取胜的策略,制服敌人。一次,当顽南漳县保警大队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将我赶走的关键时刻,他立即先发制人,主动迎敌于20里之外。敌人仓猝应战,一触即溃。吴天成又抓紧火候,在巡检司驻地召开庆功大会,大鼓军民志气,大煞敌人威风。于是,继行委之后,又相继建立了巡检、肖堰、峡口三个工委和武装工作队,并及时发动群众,建立区、乡政权;在领导群众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积极开辟税源,筹备军需民食,从而迅速打开南远局面,拖住了敌人后腿,使敌陷于泥潭,掩护了主力部队顺利北进。
1946年冬天,国民党以13个旅的兵力压向南远,先后占领了马良、峡口、巡检司等基本区的重镇。并采用“梳山篦村”的清剿战术,企图置南远部队于无立足之地的绝境,形势一天天严峻。南远部队在掩护主力北进,坚持斗争中,由于饥寒病累,相继牺牲了数十名同志。此时鄂西北军区又抽走南远两个主力连编入军区,随军北上。原筹措的给养,除提供军需外,其余又被上调,南远武装力量仅剩百余人枪,给养又很紧张,活动力受到极大限制。
形势日益危机,县委根据军区“转入外线作战,绕大圈子,打大游击,部分人可以分散隐蔽”的指示精神,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应变措施。经反复权衡,决定将现有的武装交由县长李正乾统一领导,相机战斗。吴天成和南远县抗日指挥部指挥长吴树珍带领16名武装人员则返回京安敌后,利用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发挥老根据地的优势,重新召集原留守隐蔽人员,发动群众,以一当十,开展游击斗争,声援、配合大军战略反攻,迎接全国解放。吴天成满怀革命激情和无限信心地对大家说,“毛主席说过,到春暖花开时节,就要来接我们的;希望同志们坚持斗争,迎接这一天的到来”。
1947年2月24日傍晚,吴天成等18人怀着坚强信念和乐观的情绪,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钟祥康家林子渡口。但凶狠狡猾的敌人早己将渔民家的船只拖走或砸毁,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只小渔划子。为了防止腹背受敌,他们全部上了这只渔划子。不幸的是,渔划子底部开始渗水,刚到河心,因风急浪大,超载过重,渔划子翻沉了,18人全部落水,几个没有及时抓住渔划子的随即被流水吞没。由于饥饿和寒冷,剩下的人也只能勉强地抓住渔划子艰难地向对岸游去,快到河岸边时他们己精疲力竭。这时,一个激浪打来,吴天成再次卷入河浪中,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一名战友向岸边推去,自己慢慢沉于水底。
来源:党史宣讲工作组
编辑:曾晗
审核:吴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