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那年，李雨膏入私塾读书，因其聪明好学，思维敏捷，深得先生喜爱，当别人一提起李雨膏，先生必摇头晃脑一番：“他是我园突出笋，来年可作钓鱼杆”，意思是说李雨膏是个难得的人才，长大必可成就一翻大事。

1920年，李雨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董必武、陈潭秋创办的湖北省私立武汉中学。这所学校创办的目的，主要是宣传革命进步思想。董必武先生在该校担任国文教员，结合教学，他经常给学生宣传新思想，讲评时事。这些新思想深深地吸引了年轻的李雨膏。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那时，每逢周六晚上，董必武、陈潭秋等轮流给学生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讲解《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李雨膏总是早早赶到现场，津津有味地听着先生的讲解。在那里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有时回家后思索中国的现状，久久不能入睡。

1924年，李雨膏带着董必武的殷切嘱托，满怀信心地回到自己的家乡罗山，在大佛寺小学组织了“励志学社”，同时提出“团结互助，以文会友，砥砺学行，争取民主自由”的宗旨。时值酷暑，他抱着“援救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理想，四处奔走，发展社员80余人。他利用励志学社，宣传民主自由，进行反压迫、反剥削的进步活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36岁的李雨膏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再次返回家乡，宣传我党抗日主张，组织抗日救亡工作。他先后组织起“罗山抗日救亡宣传队”和“励志学社”等抗日救亡团体，吸收爱国青年100多人，他们书写标语，教唱抗战歌曲，募捐抗战经费，开办抗战夜校，进行了大量抗日救亡活动。本年，李雨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罗山县工委委员。

1938年9月，罗山沦陷，李雨膏率领抗日宣传队转移到罗山李家湾一带活动，他们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抗日武装。11月，日寇撤出罗山县城，李雨膏率抗日武装入城，成立“罗山善后委员会”，张贴告示，鸣锣四街，稳定群众情绪，使县城秩序井然。

1939年2月，李雨膏任罗山县委组织部长，根据上级关于发展壮大党组织的指示，先后在城区组建了“西关外”、“东大园”、“县中学”、“县城城关”等四个党支部，在此基础上，组建中共罗山城区委员会，李雨膏兼任区委书记。此时，李雨膏还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了讨伐汪精卫投降卖国的宣传活动，有力推动了群众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

李雨膏为了革命不畏艰险，对工作兢兢业业，却很少顾及自己和家庭：为弥补抗日经费不足，把自己的家财都用在抗日工作上；为了增加一份抗日力量，把年仅十岁的大儿子李奇送进了革命队伍。

当时，李奇正在豫鄂边区党校学习，来信说他回家的时间太少，想毕业后调到离家近点的地方工作，同时可以照顾家庭。李雨膏在给儿子回信中写道：

“奇儿：

“……家中巨细，都靠你母亲料理，若有你在家，我当然会放心得多。但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应考虑其他事情；毕业后，亦应服从党的安排。你不是常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么？国破家亡，我们只能先有国而后才有家……。”

李雨膏不仅自己公而忘私，而且还教育他的儿子一心为国，勿以家为念。

1943年春，在襄西地委组织部工作的儿子李奇在反“扫荡”中光荣牺牲，李雨膏化悲痛为力量，将全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中来减轻心里的伤痛。

1946年6月，为配合主力部队突围，安应县党组织安排李雨膏的家属提前转移，李雨膏夜以继日地忙于突围前的准备工作，只是在家属启程的前一天晚上，才匆匆赶回家，他望着孩子，无限深情地对妻子说：“昭荣呀！别难过，我们会再见面的，最多三五年。这些年来，你吃了不少苦。这次你们出远门，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和孩子，只是希望你们一路平安。再过两年，把老二也送去部队吧。”妻子看着丈夫枯瘦的面容，想想牺牲的大儿子李奇和夭折的小儿，还能说什么呢？只是用坚定的目光送走了丈夫。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加紧内战步伐，调集30余万兵力，对中原军区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安应县也处在敌人包围之中，敌人严密的封锁，给我军的给养造成了很大困难。

李雨膏忧心如焚，昼夜奔走，发动群众，克服困难，先后筹集粮食100多万斤运往宣化店。长期劳累，超负荷地为党工作，李雨膏的身体健康状况很差，但他仍带病组织支前队伍，送饭送水，转移伤员，运送弹药。吉阳山战斗结束后，李雨膏代表县委和县政府，带领100多人，携带大量慰问品，登上吉阳山主峰潮盐观，热情慰问英勇作战的指战员。地方党政干部和人民的慰问，使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纷纷表示：决不辜负安应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严惩敢于来犯之敌。

1946年6月27日，李雨膏率安应县1000余名军政人员随江汉军区一起参加中原突围战役。突围途中，李雨膏时常发病，加上昼夜行军，工作劳累和频繁的战斗，病情越发严重。开始几个人扶着他走，后来扶着他也走不动了，而他执意不肯让同志们抬。部队到达鄂西竹溪时，组织上利用当地一个保长的关系，将他安排在当地老百姓家里隐蔽养病，后被该保长告密，被捕牺牲，时年45岁。